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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群体遭遇人情“夹心”:村里有 城里也有

2022-01-12 22:15  作者:admin 点击:次 

  在太原市打工的张小明在春节之前,赶回山西临县老家参加了一场侄子的婚礼,按照那边的随礼行情,张小明随了1000元,这相当于他一家四口在太原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做装潢工作的张小明每天的工资有两百多元,“每个月差不多干20天,2013年挣了52000元。”张小明说。

  然而这5万多元,到年底基本没剩下,“一家四口在太原的房租每月500元、生活费1000元,两个孩子上学花去2万多元”。让张小明介怀的还有一项巨大的开支:送礼花去了7000多元,占据他总收入的15%。

  在张小明的账本上,清晰地记录着,2013年参加各种婚丧嫁娶25次,其中太原17次,老家8次。“太原多是工友结婚,工友孩子满月、12岁生日等,都一起干活的,通知了不去不合适。”张小明说。

  高额的人情债也成为同在太原打工的问勤荣“不能言说的痛”。42岁的老问2013年随礼花去了5000多元,“现在行情都涨了,城里的朋友起码300元,老家的最少200元”。

  除去婚丧嫁娶,过节的人情也成为他们的负担。在山西长治打工已经3年的刘庆祥和妻子,一年下来收入并不高,但春节的各种人情开支一样也少不了。“俺们东北那儿礼重,亲戚十来户都得去看,每次怎么着不得花二百多元。再说压岁钱吧,亲戚朋友的小孩都得给,光这就得两千多元!”

  依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数据,四成受访者平均每月随礼近5次或更多,亲朋之间的红包、随份子正在逐步演变成“人情债”。

 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表示,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,农民工群体需要维系两边的社会关系,“夹心”人情让他们背负着双重负担。“人未留城,情已进城”,吴忠民说,生活圈子的双重化决定了人情圈子双重化,农民工群体自不例外。

  城市示范效应以及部分农民工的攀比陋习导致了人情费用飞涨。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表示,随着社会发展、物价水平的提升,人情费用升高成为必然。农民工进城,在城市里甚至回乡之后的人情往来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倾向。

  被人情裹挟的农民工群体也有些身不由己,张小明等人表示,他们出来往往会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,“因为平常一起干活,抹不开面子。另外我们的工作并不固定,一个活完了之后往往需要小包工头或者工友之间互相介绍工作。”张小明说,不处朋友,没有活干。

  谭克俭表示,在城市圈子里,农民工随礼已逐渐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交流情感的目的,其背后蕴涵着复杂的人际关系,承揽业务、拉拢劳力、借钱借物等目的充斥其中,充满功利色彩。

  事实上,农民工在城里的人情多是“转圈人情”。问勤荣说,他们随礼的对象往往是一群人,活完了这些人有可能就散到各地了,“但是不要紧,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,会有新的工友来随礼”。

  于是,各种名目的摆酒设宴便在农民工群体中流转:工友结婚、孩子满月、孩子12岁生日,即便在老家操办过,也要在城里“表示表示”。一来二去,陷入恶性循环。

  专家表示,农民工留城不易,高额的人情往来除加剧他们负担之外,更阻碍了这些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。

  “人情往来金钱化,反而会使人际关系淡漠,违背了礼尚往来的初衷。”谭克俭说,表面上看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工群体荣辱标准的错位,从深层讲,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管理滞后的表现,农民工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约束。

  吴忠民说,过去移风易俗集中在对旧有不良传统的摒弃,现在要开展适应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。在城镇化的背景下,教育群众进行自我调适,降低维护自尊式的利益需求,减少群众的不理性行为。 (记者孙亮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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